論翻譯的原則
瀏覽: 1892發(fā)布: 2012-08-30
摘 要:抽象的標準如“善譯”和“化境”是不可實現(xiàn)的理想,與其取法不可實現(xiàn)的理想,毋寧提出切實具體的要求作為翻譯的基本原則:1)信守原文的內(nèi)容意旨;2)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;3)切合原文的語體語域。
關(guān)鍵詞:信守內(nèi)容意旨;遵從譯語習慣;切合語體語域
On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
Abstract: Transmigration,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,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“good translation”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-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, grammatical normality,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.
Key words: fidelity; grammatical normality; lexical appropriateness
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,具體說來,就是“換易言語使相解也”。①但是,如何用另一種語言文字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表達出來?“換易言語”之后是否能“相解”?“相解”的程度如何?這些問題歸結(jié)起來無疑就是:翻譯的標準是什么?翻譯的方法應(yīng)如何?
嚴復(fù)是中國近代第一位系統(tǒng)介紹西方學(xué)術(shù)的啟蒙思想家,在介紹西學(xué)的同時提出了翻譯的標準 — “信、達、雅”,對中國現(xiàn)代的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影響巨大,“相信只要中國還有翻譯,總還會有人念‘三字經(jīng)’!”②
雖然嚴復(fù)持論有故,但認真審視不難發(fā)現(xiàn),“信、達、雅”實質(zhì)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標準,也不是具有切實指導(dǎo)性的具體標準,“從純理論的角度講,把信、達、雅并列起來作為翻譯標準是具有邏輯缺陷的,因為這似乎意味著:原文不達,也可以故意使之‘達’;原文不雅,也可以故意使之‘雅’。那么,這樣和‘信’字,豈不自相矛盾?”③
《論語·雍也》說“質(zhì)勝文則野,文勝質(zhì)則史”,意謂樸實的內(nèi)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,文采多于樸實的內(nèi)容又未免虛浮??鬃犹岢拔馁|(zhì)彬彬”,反對浮華的辭藻,所以說“辭達而已矣” — 言辭足以達意就可以了?!稜栄拧沸蝾}下疏說:“爾,近也;雅,正也。言可近而取正也?!薄墩撜Z·述而》說“子所雅言,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(zhí)禮,皆雅言也”,其中的“雅言”是指區(qū)別于各地方言的“諸夏的話” — 標準語,相當于現(xiàn)在所說的“普通話”。但是,嚴復(fù)的“雅”指的不是“利俗文字” — 大眾的語言,而是“漢以前字法句法”。為了掩蓋“達”的矛盾,嚴復(fù)在“暢達”(如“顧信矣不達,雖譯猶不譯也,則達尚焉”)和“表達”(如“題曰達旨,不云筆譯”)之間周旋,取便發(fā)揮,借“辭達而已”求“信” — “為達即所以為信也”,借“言之無文,行之不遠”求“雅” — “信達之外,求其爾雅”。不難看出,嚴復(fù)的邏輯是:要“信”則必須“達”,要“達”則必須“雅”,換言之,“雅”是“達”的條件,“達”是“信”的條件,“為達”最終成了“求雅”的借口:“用漢以前字法句法,則為達易;用利俗文字則求達難?!?/p>
與“并世譯才”的林紓相比,嚴復(fù)所譯的書總共不過八九種,而在其所譯的這八九種書中,只有《群學(xué)肄言》、《原富》、《群己權(quán)界論》和《社會通詮》四種“略近直譯,少可譏議”,④此前“題曰達旨,不云筆譯,取便發(fā)揮,實非正法”,⑤此后“中間義忄旨 ,則承用原書;而所引喻設(shè)譬,則多用己意更易。蓋吾之為書,取足喻人而已,謹合原文與否,所不論也”。⑥嚴復(fù)雖然提出“信、達、雅”,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。
嚴復(fù)是在譯介西學(xué)的時候提出“信、達、雅”的,因此“信、達、雅”作為翻譯的標準完備與否,必須結(jié)合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來審視,不能簡而單之地就事論事,從而忽視嚴復(fù)“辛苦辶多譯之本心”。
嚴復(fù)“竊以謂文辭者,載理想之羽翼”。⑦于是,從“達”來看,洋務(wù)派和傳教士翻譯的書“不合師授次第”,“不合政學(xué)綱要”,有悖“中學(xué)為體,西學(xué)為用”的目的,因而“非命脈之所在”。相比之下,“新西學(xué)”的命脈之所在則是“維新”,即運用進化論、天賦人權(quán)來反對天命論、君權(quán)神授論,用自然科學(xué)、機械唯物論來論證無神論,從而“開民智,強國基”。正是“于自強保種之事”,嚴復(fù)才“反復(fù)三致意焉”。從根本上說,嚴復(fù)的“辛苦辶多譯之本心”是“取便發(fā)揮”,其所謂“達旨”是“旨”在“達”資產(chǎn)階級民主主義理論的“民權(quán)平等之說”、“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學(xué)說和自然科學(xué)及其方法論。
從“雅“來看,嚴復(fù)以“雅言”來“達旨”是“夫固有所不得已也”,因為當時的白話遠未成熟,飽讀先秦詩書,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積習,搖頭晃腦地讀起古書來連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觸“利俗文字”,對“利俗文字”的運用不像對古文的運用得心應(yīng)手,但又要翻譯,不得已就只能在“利俗文字”和“古文”之中擇取后者了,不僅翻譯的時候,甚至在日常寫作中,大概也會覺得用“用漢以前字法句法,則為達易”。更重要的是,作為復(fù)古的維新改良派,嚴復(fù)的翻譯所針對的讀者是操“雅言”的士大夫階層,為了使他們能夠看自己所譯的書,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先用“雅言”來吸引他們,借“雅”以破啟錮閉,從而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層樂于接受西方學(xué)理,正如嚴復(fù)在其《與梁任公論所譯〈原富〉書》中所言:“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”,“若徒為近俗之辭,以便市井鄉(xiāng)僻之學(xué),此于文界,乃所謂凌遲,非革命也。”一語道破天機!嚴復(fù)的“雅”誠可謂用心良苦:從表達形式入手,使士大夫們認為“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”而最終“傾倒”。當然,嚴復(fù)畢竟是帶有復(fù)古思想的維新改良主義者,后來又淪為保守派,不懂得“利俗文字”是歷史的必然,更不懂得“利俗大眾”是歷史的推動者。
單純從翻譯標準的角度審視,“若是全盤而真實地‘信’了,把原作的思想感情,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,連它的文字的風格、神韻都傳達了出來,則不但‘順’沒有問題,就是所謂‘雅’(如果原作是‘雅’的話)也沒有問題?!拧ⅰ_’(順)、‘雅’三字,實在作到一個‘信’就都有了?!雹鄰倪@個意義上說,嚴復(fù)的“信、達、雅”在邏輯上確實“先天不足”。
早在光緒二十年(1894年),馬建忠(1845-1900)就在其《擬設(shè)翻譯書院議》中對翻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,提出了“善譯”的標準:
夫譯之為事難矣,譯之將奈何?其平日冥心鉤考,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,字櫛句比,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,同異之故,所有相當之實義,委曲推究,務(wù)審其音聲之高下,析其字句之繁簡,盡其文體之變態(tài),及其義理粗深奧折之所由然。夫如是,則一書到手,經(jīng)營反復(fù),確知其意旨之所在,而又摹寫其神情,仿佛其語氣,然后心悟神解,振筆而書,譯成之文,適如其所譯而止,而曾無毫發(fā)出入于其間,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,與觀原文無異,是則為善譯也已……。
在這段文字中,馬建忠不僅指出了“善譯”的條件 — 自如駕馭“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”的能力,而且指明了“善譯”的過程 — “一書到手,經(jīng)營反復(fù),確知其意旨之所在,而又摹寫其神情,仿佛其語氣”。對原文能夠達到“心悟神解”的程度,翻譯起來就自然能夠“振筆而書”,“譯成之文”就自然能夠成為“善譯”了 — “無毫發(fā)出入于其間,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,與觀原文無異?!?/p>
- 共2頁
- 1
- 2